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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是谁最早提出的 孔子留有哪些著作

  孔子是我国着名的思想家文化大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生遍布天下,留有许多着作。不过关于孔子,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是“孔子删诗”一说,所谓的孔子删诗就是关于《诗经》的编辑的一种重要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目前这种说法并未统一,还有待史学家的研究。   孔子删诗说是谁最早提出的   司马迁最早提出“孔子删诗”一说。《史记·孔子世家》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从汉至隋,历代学者及有关史志对此皆深信不疑,且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和解释说明。唐初,孔颖达始以“《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从而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此说实开否定“孔子删诗说”之先河。唐宋以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诗论》与此有关的,首先是逸诗问题。有些同志发现在孔子讲论的近60首诗中有六、七篇逸诗,从而断定孔子没有删诗。今世学人多认为以逸诗少来判断古诗无三千之数和孔子未曾删诗,是很不科学的;逸诗的存在就证明古诗数量大和孔子删过诗。陈新雄先生联系《孔子世家》上下文“前后观之”,指出“司马迁明言,孔子之时,已经是‘《诗》《书》缺’,古诗三千余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时诗已有缺,则自无三千余篇。前人读《史记·孔子世家》之文,多未前后贯连,故有删诗十去其九之论”。此诚乃发前人未发之创获。至此,关于“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和“司马迁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之类的疑惑,则涣然冰释矣。细读《孔子世家》有关记述,作者正是在孔子正礼乐、删《诗》《书》之前,先有个其时“礼乐废,《诗》《书》缺”之总背景的介绍,至叙及删《诗》时,因上文已说明《诗》已缺,故在“古者《诗》三千余篇”之下,明显承前省略了“此时已缺”之语。这与太史公先总后分的叙史笔法和简练原则颇有关系。读此史文,必须前后“互见”,方能准确把握史公原意。至此,前人因逸诗少而产生的疑难,已得到圆满的解答。

  《诗论》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诗的编序问题。《诗论》的编序不是风、雅、颂,而是讼、夏、风。某些同志以此作为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又一新证。对此,有人已经撰文指出:“廖名春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说:‘竹简说诗有时从颂说到风,有时又从风到颂,次序不一定。’细看《诗论》的确如此。但《荀子·儒效》中谈到风、雅、颂时,其次序也与今本相同,看来尚不能因竹简中有从‘颂’说到‘邦风’,就疑心于今本次序。”这于“孔子删诗说”也无影响。如果一定认为《诗论》以颂、雅、风为序的话,同样不仅对否定论者无任何帮助,而且适得其反。   众所周知,季札观乐问题是长期困扰“孔子删诗说”的一大障碍,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于此年适鲁观乐,鲁太师所演奏乐曲之次第,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当时孔子只有8岁,否定论者便以此作为否定“孔子删诗说”的铁证。对此记载,皮锡瑞据《周礼·春官·太师》贾公彦疏引郑众《左氏春秋注》云“传家据已定录之”,认为“传者从后序其序,则据孔子定次追录之,故得同正乐后之次第也”;朱东润认为是“春秋后人所捏造在成书时插入的”;笔者也曾受郑樵《六经奥论·删诗辨》所云诗三百五篇“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的启发,认为季札观乐为鲁太师所奏,孔子编诗以鲁太师所藏古诗为蓝本,二者同出一源,岂能不基本相同?现在如果说新发现的《诗论》以颂、雅、风为序,与今本相悖,我对此又有新的认识:我觉得,这一新发现已清楚地说明孔子当初讲诗时,《诗》的编次与鲁太师当年奏乐之次第根本不同,也说明鲁太师所存古诗之编次与其奏乐之次第是显然有别的两回事。既然如此,则“季札观乐”这一否定论者所谓最得力的证据,就显得毫无意义,这一问题也就无庸再辨。这一最新发现显然是对否定论重要论据的否定,也是对肯定论者的有力支持。

  至于今本《诗经》的次序为何与《诗论》不同?我的初步意见是:这很可能是孔子晚年“自卫反鲁”,正乐弦歌并使“《雅》《颂》各得其所”时调整所致。我认为孔子对《诗》的整编,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大概在中年设教时即《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定公五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时应教学之需先初步整编出《诗三百》,晚年即《论语》所谓“自卫反鲁”时又曾对《诗三百》的部分篇章进行过调整和正乐的工作。《诗论》所记乃孔子前期编诗教诗之顺序,自然仍以颂、雅、风之旧例相次,或许因为后来在颂诗中新补入了《鲁颂》、《商颂》,似乎不宜再以颂诗为首,所以孔子把它和风诗的位置调换一下。此外,《诗论》还进一步说明孔子是《诗》的最早、最有权威的普及者和评论者,从而为更好地解答孔子有权删诗,进而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旁证。

  孔子留有哪些着作?   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着”,最有名的《论语》,也是由弟子编纂而成,可以说,孔子没有什么作品。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春秋》。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着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着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着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着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着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着作的事。私人着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着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着作家。

  孔子欲人不为虎狼禽兽之行也。故以仁义礼智授之。姑使舍恶以从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赏罚之权。作《春秋》以明治乱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伦之节。其法严、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当人欲横流之际、故在彼汲汲犹难之。吾意中国非孔氏、而人不为禽兽者几希矣。虽然、孔氏之迹固然耳。其心岂尽然耶。况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观其济世之心岂非据菩萨乘、而说治世之法者耶。经称儒童、良有以也。而学者不见圣人之心将谓其道如此而已矣。故执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坚固我执。肆贪欲而为生累。至操仁义而为盗贼之资、启攻斗之祸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圣用智之过也。若绝圣弃智、则民利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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