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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为您读书 北京历史上的瘟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北京脉搏 北京脉搏

明朝成化年间,北京地区水旱灾害十分严重,常年发生饥荒。而且都是全流域的洪水,海河水系的南、北江同时泛滥。成化六年,北方春夏大旱,但六月之后,雨下得像天漏,两个都城的河流都泛滥,导致洪水泛滥。可以想象,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北京和省会城市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打击。再加上明朝政府苛捐杂税和地主的压榨,农民经济极度贫困,使得他们抵御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甚至丧失了抵御灾害的能力。当接连发生的灾害造成的贫困和饥荒的累积压力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时,大规模的疾病、死亡、开小差和社会混乱就不可避免。

另外,明代中叶土地兼并也很严重。涿州、良乡等近京地方农民迫于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差役,往往将土地卖与他人而不过户,又称“虚卖”。其结果是“产业已尽,征科犹存”,还要替地主交纳税粮,食不果腹。

成化七年,北京地区的大瘟疫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当年春天,除了北京当地各县饥民外,运河两岸还有大量河北、山东难民逃到北京,以致道路被填平,到处都是饥饿。然而,明朝政府采取了有偿救济的方法,以每石粮食和白银五元的价格出售。身无分文、饥肠辘辘的人们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城市的街道上乞讨,最终在首都周围死去。在北京连年饥荒的压力下,成千上万来自河北、山东的难民聚集在北京没有得到安置,一场大瘟疫终于在5月份在北京爆发。史书记载:“大旱大旱之后,大疫盛行,军民死者睡在路旁”。

面对大批死于街巷的饥民,顺天府衙门提出了两个措施,一是发仓粮赈济饥民,以期改善饥民的体质,减少死亡。二是令吏役及时埋葬死者,以便缓解社会矛盾,同时避免疾疫传播。在北京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成等六城门外郊野各选择一块无主旷地,称之为“漏泽园”,专门埋葬无主饥民遗尸。漏泽园这种制度始于北宋时期,意思是说,皇帝恩泽天下,这里埋葬的都是恩泽遗漏之人。设立了漏泽园,宣扬了仁德,但是明朝政府对于饥民的救济,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因为这次瘟疫与饥荒同时发生,前一年又发生了一次大洪水,明政府只把力量放在拯救饥饿上,但基本上没有拯救疫情。成千上万的难民得不到实际的救济,瘟疫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使得瘟疫通过让饥饿的人饿死来度过。

嘉靖二十一年,社会早已失去了明初的改革氛围,天下饥荒不断。今年春天,北京遭受了严重的春旱,从春天持续到夏天,直到6月份才被淋湿。此时,京城农业早已因干旱而变得贫瘠,因为农历二三月是春播时节。在如此罕见的干旱威胁下,大多数农民害怕播种而不收获,浪费种子而拒绝播种,导致了夏天不收获,秋天收获困难的绝望局面。

古语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但是,这次北京地区大瘟疫却是伴随灾荒同时降临的。五月,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上报了京城内外发生大瘟疫的消息,其奏言:“迩者盛夏炎郁,散为疫疬,都城内外之民,僵仆相继。”六月以后,北京地区开始进入汛期,洪涝灾害又横在眼前,明朝政府防洪不迭,根本无暇顾及疫情。

从孙承恩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疫情分布在北京市区和郊区。二、5月份疫情已经非常严重,导致大量市民和农民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第三,瘟疫的发生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桑拿浴。在这样的条件下,热量本身就容易致病,空湿度高,循环不畅,所以流行病菌非常容易传播。当时死者多为因生计长期居住在户外的人,如商贩、农民等。

从单纯自然灾害的角度分析,瘟疫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但瘟疫也会因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减弱。古代称之为“时疫”。特别是异常的气候常会导致瘟疫发生,但当气候转入正常时也会有助于疫情的减弱。在疫情过于严重,或逢政治清明的朝代,政府尚知及时动用物力、财力进行救治,以减少死亡人数。但在政治腐败或者疫情尚没有达到社会恐怖的程度时,政府更多的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疫区百姓的死亡率自然就会大为增加。嘉靖二十一年春、夏,北京地区的瘟疫是随着汛期的到来而自然减弱、平息的。在这场瘟疫中死亡的人数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不在少数。

这一集是荔枝FM的知名主播“糖肉”录制的。听更精彩的节目。请访问“糖肉”个人主页:https://www.lizhi.fm/user/470872

汤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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