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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集团董事长 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

牛根生的一生:相比其他人,牛根生幸运,但不幸。牛根生是个苦孩子。他出生后不久,因为家境贫寒,父母以50元的价格把他卖给了一个叫牛的家庭。父亲姓牛,职业是养牛。从此,他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父子从事乳品行业65年。

在这个家庭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父亲给了他荣耀;当他是国民党高官的母亲时,给他教育;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使他发了脾气。他性格中的所有品质,比如坚强、果断、独立、有洞察力、逆向思维、离经叛道、打破规则、不屈不挠、敢于冒险等。,与这种成长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8年,20岁的牛根生来到内蒙古最大的乳品公司伊利,从洗瓶工一直是二把手。1999年,他被董事会解雇。41岁的牛根生迎来了人生“迷茫的一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牛根生决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回忆创业的艰难,牛根生感触颇深。

当时蒙牛面临“三无”:没有奶源,没有工厂,没有市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先造市场,后造工厂”的战略。在此期间,他的团队盘活了7.8亿元资产,使自治区内外的8家乳品企业走出了破产的困境,同时,一大批员工摆脱了下岗失业的命运。

品牌创建后,其经营战略由虚转实,建立了“全球模型工厂”。它奉行“产品的质量就是人格和品行的质量”的质量理念,在牛奶生产中创造性地采取了“一清一厚”的两项措施。

它已经成为中国乳制品行业唯一一家每年保持“三位数”增长的企业。从1999年到2003年的短短五年间,蒙牛的主营业务收入从全国乳制品企业的第1116位攀升至第2位。2004年,日收奶4500多吨,年收奶150万吨。2004年发放牛奶30多亿元。

在企业管理方面,牛根生信奉“小胜利靠智慧,大胜利靠美德”的思想。他解释说:“股东投资是为了回报,银行注入利息,员工作为收入参与,合伙人需要赚钱,父母期待税收。只有消费者、股东、银行、员工、社会、合作伙伴的“平衡收益”才是真正的“可持续收益”;只有关系到绝大多数人命运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可持续事业’。”

在过去的6年里,蒙牛使西部许多县市的奶牛数量增加了10倍。这片土地上有一首民谣:“一家有一头牛,妻儿热;一家有两头牛,你不用担心吃住;一家三口牛,三年五年造洋楼;一家牛比蒙牛老牛还牛!”

这在外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小康的家庭。男主可敬,有“亿万富翁”之称。他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近年来,他享受了很多好运,并于1999年开始创业。现在他创立的蒙牛品牌全国知名,一年销售收入几十亿,男主也很出名。他曾经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过APEC会议,内蒙古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女主人多年前离家,照顾家务,照顾丈夫和孩子。有两个孩子。我儿子在英国学习,我女儿在北京上大学。

家住呼和浩特郊区,临县某小区。房子是1000多平米的别墅,很气派。打开别墅的门,男主人牛根生正坐在一楼的会客室里。像往常一样,他大声说话,肢体语言丰富,脸上带着熟悉的微笑。

从2004年底牛根生宣布要捐出全部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开始,全国各地的几组记者走访了这栋房子,人们试图了解别墅的主人为何做出如此前所未有的举动。

传闻

也许只是应验了那句老话,树大招风。2004年底,在牛根生如火如荼的经营老牛基金会的同时,民间也传出了各种关于牛根生的谣言。一个是关于牛根生得了癌症。2005年1月21日晚,在从机场前往呼和浩特的途中,出租车司机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牛根生已经到了癌症晚期。”这个谣言已经被北京的记者听到了。甚至有人把牛根生得了癌症的谣言和老牛基金会联系起来,猜测他的捐款是为了安排自己的“来生”。

“癌症?迟到?这些都是谣言。你不觉得我很好吗?有钱不好。人们想听到他们得了癌症或者进监狱。这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人们习惯戴讨厌富人的有色眼镜。不过换个角度想想,我也很感谢那些人。我觉得这是社会对我最大的关心和认可。如果别人编偷税或者对我的风格有意见,下次遇到人,人家不问,着急。这家伙还在偷税吗?你还在玩女人吗?

但是健康问题不一样。别人看到你没事,没人会嘀咕。“47岁的牛根生看起来气色很好,很健康。本次采访结束时,在摄影师的要求下,牛根生和记者在别墅的活动室打了一会台球和乒乓球,然后在小区的溜冰场滑了一会儿。

关于牛根生的另一个传言是,郑俊怀出事是因为海外投资银行迫使牛根生进行行业整合,伊利为了迎接蒙牛被迫加快管理层收购,家族成员郑俊怀甚至挪用巨额公款。

从六年前伊利成立蒙牛开始,无论牛根生喜不喜欢,他一直以另一个主角的身份出现在伊利和蒙牛之间的语境中。

“说蒙牛上市后会给伊利带来巨额资金是误导。这是把2000的话带到这个时候;说老郑出事也是误导,因为摩根士丹利投资蒙牛,想要业绩,逼得老郑别无选择。老郑做MBO的时间写在2000年和2001年的网上,摩根士丹利第一次见我们是在2002年9月。当时摩根和伊利都不知道谁来做什么。”媒体报道此事后,蒙牛迅速回应。

“我和他在一起16年了,我不认为他能做这样的事。他免除了我的职务。离开伊利的时候,他很情绪化,眼里含着泪对我说,‘你出去做生意我不担心你的能力,但是你比我小八岁,年轻有活力,人品暴露,我怕你违规。’现在出来总会想起大哥的话。他警告我,我不相信他会做这样的事。谈到伊利和郑俊怀,牛根生特别谨慎。“不知道离开伊犁六年,伊犁发生了什么。”牛根生补充道。

牛根生别墅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还有一套他从伊利带回来的茶具。很明显,无言的茶具是主人情感的隐喻。

三才

2003年圣诞节那天,牛根生正在和一堆人讨论蒙牛上市的事情。会后,他突然把律师叫到一边,告诉他要捐出蒙牛的股份。原则是“不能继承,下一代不能享受”,于是他请律师做了一个方案。律师听后非常激动,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笑话。”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牛根生的妻子沈淑香听到这个消息时和律师一样无法理解:“当时我很震惊。我以前很穷,什么都没有。终于到了现在,却什么都没留给孩子,全捐了。”这个消息也很快传遍了牛根生、孩子、同事、亲戚朋友、政府官员...

“我有一个特点。我过去做的什么决定,虽然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但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此外,你还会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伟大的人物主宰了数万亿乃至数百万亿的财富,但这些人死时一分钱也没拿。所谓生不能带来死。这个我看的很清楚。从零开始,从零开始,任何人都走不到这一步。”牛根生向不了解他动机的人解释他的行为。

最难做的是家人的工作,大多数人很难一下子接受。牛根生告诉妻子,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后来创业的资本是卖掉两个人的伊利股份,存款总额1780万。这些年的食物、使用和各种收入已经“赚”回了那些资金。

牛根生的老婆十几年前在家打理家务。她属于那种和丈夫一起唱歌的女人。她知道丈夫“爱事业如命,所以她跟他走”。夫妻俩商量了一下,觉得不能给孩子留下太多财富,那样会“毁了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去世的时候,他的生活出现了问题,这是他自己的事。”最终,家族同意放弃股份继承,家族分别签署了法律文件,同意捐出牛根生所持有的蒙牛全部股份。

老牛基金会的具体运作分为两步:一、牛根生生前,51%的股权分红投入基金会,49%留作家庭生活。至于他在蒙牛所持有的全部股份,都不到10%。股份话语权,谁接任董事长,投票权就转让给谁;第二步:人到老年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一家只能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2004年12月,老牛基金会在呼和浩特注册成立。除了牛根生,还有60多名成员,包括蒙牛的政府官员和中层领导。三年内,其他机构和个人最多只能为基金会提供1元人民币。目前主要资本是2003年牛根生股票分红的51%,约300万元。

人们试图从牛根生之前的行为中找到他“令人震惊”的财富传播行为的答案。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伊利任职期间,公司给他钱买好车,他却买了五辆,让下属有一辆;他还多次把年薪分给下属。他曾经把年薪108万分给大家,他在蒙牛的分红大部分用来奖励员工和经销商;2002年初,蒙牛很多高层领导都坐奔驰,牛根生只坐奥迪。

以突出贡献的名义,当地政府授予他一辆100多万元的雷克萨斯轿车,他立即交给了副董事长...

牛根生也愿意经常提起自己的零散财富的故事。他说他坚持“富贵散,人往齐”的哲学,“舍得就有舍”。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亿,你迟早会被偷,但如果你把它放在朋友家里,你就根本不能失去它。”

1999年我从伊利创业的时候,没有奶源,没有工厂,没有市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集三四百个有15年以上经验的乳品专业人士。”据此,牛根生确认了自己的好运。

“共产主义理想”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很多人,牛根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传奇。牛根生是个穷孩子,小时候被卖给了一个叫牛的家庭。2004年6月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时,牛根生身价1.35亿美元,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107位。但牛根生说是“纸面上的财富”,因为股票目前还不能套现,股价随时都在变化。

牛根生除了年薪560万外,目前的收入还有分红450万。不过,51%的分红从现在开始都会捐给基金会。牛根生家现在住的别墅是贷款买的,其实是摩根等股东的俱乐部。通常牛根生家就住在这里,开股东会的时候就变成客房了。这个别墅基本都是开放式的,访客、高层会议、办公室都在这里,牛的秘书经常在这里工作。

这个“亿万富翁”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在牛根生吃饭很简单,面条和馒头经常凑合着吃。最近经常和副董事长打乒乓球,早上在小区的河里溜达一会儿。

牛根生生活的所有细节似乎都在向外人表明,他是一个物质要求不高的人。然而,在中国成为一个富人并不容易。就连牛根生也有“仇富”的压力。另外,牛根生和大多数知名富豪一样,也有财富保障的压力。

“我当了六个月的穷人和纸百万富翁。我觉得还不如回到穷人的身边。这两天我发现老婆孩子比以前幸福了,同学的联系是真实的,朋友和他们的联系也是真实的。以前觉得自己和别人的互动都是假的。家庭成员不再需要承受纸面上有钱人的压力。如果有人绑架,知道我现在没钱,那绑架就没有价值了。”牛根生坦言,没钱也开心。

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老牛基金会其实是把更大的梦想委托给了牛根生。他说他的捐赠是一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我的理想,和你分享我的成就、成就和利益,我最幸福。这样可以让企业活得更久。一百年后,大家还能想起我的老牛,蒙牛的创始人。

希望蒙牛能活久一点。以后我儿子的孙子就要说是蒙牛的第一代创始人了。如果他追到一个私生子,他会花光他所有的钱。如果他得不到孙子,他就没有价值。“牛根生的设计是利用老牛基金会积累的资金奖励那些为蒙牛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同时作为未来董事长的主导力量,牛根生希望基金会能够成为蒙牛成为百年老店的助推器。牛根生百年后,老牛基金会将自动更名为牛根生基金会。

牛根生为了舆论,为了财富保障,为了企业的长远之道,做了一个“共产”的安排,隐藏着一个商人的担忧。

这种情况让人想起180多年前的英国人罗伯特·欧文。和牛根生一样,他也是当时一家2000多人的大型纱厂的股东和总经理。欧文试图找到一种对工人和企业主都有利的方法。他采取了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和改善住宿条件等措施,这些措施被证明是有效的。工人的福利提高了,股东也获得了更高的回报。

当然,欧文的理想不在于一个企业。他梦想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1825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新哈姆尼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然后他在纽约、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其他地方建立了18个公社。但是三年后,罗伯特·欧文的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破灭了。

牛根生和欧文一样,为员工打造了一个美丽的社区,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待遇和股东的回报。牛根生不像欧文,他的“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改造一个社会,而是建立一个能让他的名字和品牌不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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